面临着现在医疗纠纷不断增多，其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这与患者的法律观念、维权意识日益增强以及医务人员自我保护意识淡薄有一定关系。因此强化医务人员的“注意义务”概念是法律的要求，是对患者负责的要求，同样是减少乃至避免医患纠纷的要求，更是自我保护的需求。

 

 

　　其次，特殊注意义务或称“告知义务”、“具体注意义务”，是指具体的医疗服务过程中，医务人员对医疗行为所具有的危险性加以注意的具体要求。特殊“注意义务”的内容有如下五个方面：

 

　　第一，医务人员的医疗行为须以救死扶伤为目的，这不仅是医疗服务合同的核心内容，也是医方进行医疗活动的宗旨，一旦违反必将损害患方的身体健康;

 

　　第二，医方应当按照约定的内容，提供服务，保证服务质量;

 

　　第三，主治医师在医疗行为实施之前，有极尽说明之义务。即医师在接诊时，应对患者的病情、治疗方案、治疗后预期产生的后果等情况对患者加以说明;

 

　　第四，医师应当根据患者的病情实施治疗方案，并应征得患方的意见。但是患者处于生命垂危、昏迷不醒且家属或其代理人不在场的情况下，医师在无患者或其代理人同意的情况下，亦得实施必要的抢救行为;

 

　　第五，医务人员在诊疗护理过程中，必须遵守有关法律，遵守医疗规章制度，按照医疗操作规范进行，要认真负责，避免医疗事故的发生等内容。

 

 

　　其一，构成对肉体侵袭性伤害的治疗方法;其二，需要患者承担痛苦的检查项目;其三，药物的毒副作用和个体素质反应差异性;其四，需要换着暴露隐私部位;其五，从事医学科研和教学活动的;其六，需要对患者事实行为限制等方面的内容。

 

　　在实践工作中，“注意义务”往往还与“知情同意”紧密联系在一起。“知情同意”包括知情和同意两层涵义，知情要见包括信息的解释和信息的理解;同意要见包括自愿的同意和同意的能力。

 

　　医疗活动中的注意义务，贯穿整个诊疗过程，体现了医务人员对患者的人文关怀，同样体现了医务人员的敬业精神，任何偏废、忽略注意义务的行为将对医疗安全产生极大隐患，亦可能引发医患纠纷。

 

 

　　医疗诚信按照诚信的主体可大致分为三类：医生诚信、医院诚信、医药诚信。在现代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由于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深化，医疗卫生事业由原来的纯福利性质向半福利半经营性质过渡，公费医疗与劳保医疗制度为医疗保险所取代，药品商、医疗器械商的利益渗入和医疗费用的不断上涨，使得医疗诚信正面临现代意义的内涵和外延的转变。

 

　　诚信是一个具有双重指向性的道德范畴，由于医患关系的特殊性，通常仅强调主体即应具有的内在品德和行为规范，保证医疗质量作为医生诚信的最根本信用标准，是医生诚信的首要内涵。围绕这一内涵，医生诚信的基本伦理要求如下。

 

 

　　由于中国传统诚信观具有封闭性和狭隘性，重视人的等级。诚信作用范围局限于熟人社会，因此不同权势和经济地位享受不同的医疗服务，看病找熟人等常见现象使本应单纯的医患关系复杂化庸俗化，因此，在现代医疗条件下，平等对待每个病人，严禁滥用职业特权成为医生诚信内涵的根本。

 

 

　　由于医患关系是建立在典型的信息非对称条件下的，即当事一方因为信息获取上的阻滞性原因而无法清楚地把握信息中的全部内容，从而不能真实地把握问题的全部情况；而另外一方可能因为各种原因能够全面地拥有信息，从而可能真实地把握问题的全部状况。患者不知道自己生了什么病，不知道诊断依据，不知道应该做什么检查，不知道用什么药较好，不知道痊愈的标准，而这些医生都是知道的。因此在这种信息非对称条件下恪守诚信理念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医生利用信息优势欺骗患者就会产生严重失衡，因此医生应于患者进行充分的沟通，真实地把情况告诉患者。

 

 

　　保守医疗秘密是医生必备的职业素养，是医患诚信合作的重要条件，其在法律层面上是保护公民隐私权的要求，在伦理层面上是医患诚信的重要体现。儒家医德的核心是“爱人、行善、慎独”六字中的“慎独”即强调了保守医疗秘密的重要性，1968年世界医学会修订的《日内瓦宣言》也明确提出了医疗保密，我国卫生部也在颁布的《医务人员医德规范和实施办法》中规定了医疗保密的内容。

 

 

　　知情同意（informedconsent）是指为病人提供其做出医疗决定所必需的足够信息。并在此基础上由病人做出承诺。这一要求使医生从医学家长主义的窠臼中走出来，在医疗活动中“以病人为中心”，不仅要做自己认为对病人最有利的事，而且要考虑病人的优先权和选择权，体现了医患之间以诚相待的核心。